智度股份：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过2%股份

因此，对学位评定行为不服的，仍应以学位授予单位为被告。

（注：（日）古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现代司法中，法官没有规定罪名和刑罚的权力。

基于此，我们将肖文法即程序看作一个着眼于应然的价值判断。由是观之，肖文的正题与副题是两个不相容的命题。无论多么完美的法律体系，也难以避免法律空白、法律漏洞的存在，适用者常常采取法律解释的形式，运用自己的法律意识或执政党的政策解决个案。为了实现实体的正义必须不断地改善程序，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有限，且什么是实体的正义也并不总是明明白白……。如果在整个行政过程中，每个细微的程序，每个细微的结果，都是科学而合理地得以运作和推行，那么，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实现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刑事被告人的罪名与刑罚只能由刑法规定，而不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2.许多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八大党章，其起草和通过，过程极其严肃，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说法，草案是经过各地党的组织的讨论和多次修改而成的，而主导党章修改的中共领袖们，对五四宪法并不陌生。

可以说，党在法上的问题，在《共同纲领》有效期间始终存在。随着地位的急剧变化，中共守法与否，也就成了影响中国宪政命运的关键因素。而《共同纲领》不仅序言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而且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三条称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再看中共之外的八个党派，其现行章程虽然对党在法下这一原则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但都无疑在其总纲里或具体条文中予以确认。

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换言之，任何形式的党在法上现象的存在，都是与现今各党派的章程，也就是各党派的承诺，背道而驰。

其实，党在法上，并非文革中才出现的新鲜事。依据中共之外其他党派的现行章程，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党由党养，也是它们宣示的基本原则。否则，中共中央发动的反右、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就搞不起来。依照八二宪法，执政地位的获得，须不断地通过法定程序来一届届地予以确认。

在文革之前，宪法就早已形同虚文，法律缺乏权威。就中共而言，在1949年之后通过的所有党章里，除了1969年、1973年及1977年通过的三个党章里没有退党自由一说之外，其他各个党章都非常明确，一个中国公民入党或退党，基于个人志愿。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二条第一款）。……经过研究，在宪法第五条中增加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怎么办？经请示彭真同志，他说：还是应当写上。二是明确政党的法人身份，建立和完善政党法律制度，以使政党活动有法可循。

制宪者们为确立党在法下原则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该原则体现在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宪法之中。理由大致有四：一是，说遵守法律，不等于说含有遵守宪法之意。

1975年宪法把党放在国家机构中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又规定是在党的领导下，党就成了最高的最高了。特别是1975年宪法有一条，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块基石的奠立，从其过程来看，是中国共产党的共识，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共识，是全民讨论后的共识，也是三千余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共识——因为表决通过八二宪法时，发出的3040张表决票里，只有3张弃权票，无一人投反对票。……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代表提出，光讲宪法必须遵守还不行，还得写上对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及至五四宪法，其序言就已写上了我国人民……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此前后，如何看待中共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已为朝野共同关注。

在1982年第3期《青海社会科学》上，张友渔又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宪草中中共与宪法的关系：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写了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9月15日，宣布宪法修改委员会正式成立。

这意味着党在国家之上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没有提到中共及其党员与宪法是什么关系。

比如，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

如果说各政党章程确立党在法下原则只是一种政党承诺，那么，八二宪法则把党在法下确立为对一切政党的外在约束和强制要求。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声言自己可以是高踞法上的特权党，允许可以存在凌驾法上的党派成员。一是提出了党员在法下。大家有警惕性是好的，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可以说，无论是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无法从中看出制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机制和程序在哪里。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里说，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权，并且指出要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篡夺……国家权力的漏洞。

自1956年以来的历部中共党章，都有党员要交纳党费的规定。国务院总理由党中央建议提名。

这种经费筹措方式，是从形式上一直肯定党由党养而非党由税养的政党原则，彰显了党、国有别，表示政党组织不是国家机构，任何政党职位上的党务人员都不能算作国家公职人员。而且这两部党章都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十二大党章不再像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那样自我授权党在国上。（二）现今中国各政党，从其章程来看，都表示自己是建立在公民意思自治基础上的民间组织，而非国家机构。中共十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甚至说，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及至五四宪法出台，党在法上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改观。

比如法学家杨兆龙1957年5月9日在《新闻日报》上发表的《我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还不颁布》，就成了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前三部党章，都是五四宪法颁布之后，七五宪法颁布之前通过的。

这两部党章，连个法字都没有，更不用说出现遵守法律或宪法之类的表述了。在《共同纲领》通过之前，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已宣布在没有新法律的时候共产党政策等同法律。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消极的东西，已经开始引出积极的成果。这是从政党性质上确认了党在法下现实中，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影响力，但从宪法和法律角度来说，它们都是民间组织，而非国家机构。